三、改造纪事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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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詹华忠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

●“哑巴”突然大哭了起来，他说：“先生，我受到良心谴责，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呀！”

●改造纪事平息“战犯”告示风波

1950年7月21日，日本战犯到达管理所的当天早上，一个战犯大声地在监狱里喊叫：“你们看，我们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

其他战犯顺着他的手势看了下去，原来，在他们居住的监狱墙壁上，工作人员为了方便管理，在上面张贴了一些关于“战犯需知”的告示，而这战犯手指的“监房规定”落款处，清晰地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

直到此时，战犯们才明白，自己是以战犯的身份被引渡到中国来的。

“战犯”是多么令人恐怖的字眼！“战犯管理所”的牌子，刺痛着战犯们的视觉。《战犯管理条例》让他们了解了“管理所”不同于苏联羁押的功能。

“战犯”是审判问题，“战俘”是遣返问题，前者有可能上断头台，后者才有生还的希望。一字之差，生死之别，令他们心生恐惧。

这些人在苏联时就希望不被定为战犯。在苏联5年的劳役过程中，他们也的确没有定为战犯，但到了中国却成为战犯，他们全部瘫坐在了地上。

有个战犯站起来撕掉了墙上的“监房规定”。但又有另外的人担心事情闹大，便又用米粒重新把它粘在墙上。

不久，战犯们为“战犯”事件大闹特闹。

他们在管理所仍暗中勾通，为了逃避各自的罪责，一致提出他们不是“战犯”，是“战俘”。有的口头反映，有的书面报告，甚至搞抗议、绝食，和管理所的同志们搞合法斗争。甚至狂言道：“我们到中国来是搞日、满、共存共荣，是帮助你们反对其他列强”，“我们战败是犯了扩大战线的错误，日本是个强国，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就是优秀民族，你们不能随意处理我们”，“国际法规定战俘是遣送回国的，你们违反国际法”，等等。

后来，犯人们又推出了他们的代表藤田茂，要他与管理所所长进行谈判。

在所长办公室，藤田茂对孙所长说：“我要见毛泽东，你们给转达一下”。

孙所长说：“你有话和我讲好了。”

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面对战犯的嚣张气焰，孙所长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孙所长指着藤田茂说，“你不要忘了，你就是战争罪犯的主谋之一！”孙所长提高了声音说，“中国政府是代表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府，惩办战犯是我们的权利！”严厉地回击了不可一世的藤田茂。

针对战犯和战俘的问题，所长和同志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要让犯人们认识到自己是“战犯”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大家必须从法律上去说服犯人。

为此，孙所长亲自组织全体战犯召开了战犯大会，并让管理所的李团长亲自给战犯们讲《国际法》。

会上，李团长首先讲什么是“战犯”，他说：“战犯就是战争中犯罪，即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则与惯例的战争行为。战争犯罪包括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违犯人道罪。凡是犯了上述3种罪，不管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是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

讲到这儿，台下发出“嗡嗡”声。犯人们认同与否，表现心声各异，这些话，真正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李团长继续讲：“战争犯罪从来没有人给他下个不变的定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上述3种犯罪被《国际法》认定。《国际法》中明确表示，破坏和平罪包括计划、预备、发动侵略战争或违犯国际条约、协定的战争或参与任何上述战争为目的共同计划和阴谋等。战争罪亦称违反常规战争罪，包括违犯各种战争法规、惯例，如杀害、虐待、驱逐被占领国的和平居民；虐待、杀害战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摧毁都市、城镇、农村以及进行非军事需要所不允许的破坏。违犯人道罪包括在战争前或战争中，对任何民族的和平居民进行杀害、灭绝、奴役、放逐等及其他无人道行为。还包括与战争罪行有关而以政治、种族、宗教上的理由进行迫害。”

李团长又讲了战犯在哪国领土上犯罪，就应该由哪国按照本国法律审判处理。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及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表声明等事实。他说：“宣言和公告提出法西斯德国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屠杀、灭绝等暴行就是犯下了战争罪，参与者包括行政官吏、士兵、纳粹成员都要送回犯罪所在国家，按照其国家的法律进行审判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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