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临终遗言：“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帝朱由检知道这些人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这六个字就是他的临终遗言。艰难的最后时日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明朝大难临头了。“讲和”乎?“亲征”乎?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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