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起点，并非我个人的感知，而是后来无数次从母亲、从奶奶、从村里那些倚着门框嚼舌根的妇人们零碎而又重复的叙述中，像用一块块灰暗的碎布拼接起来的一幅画，冰冷、粗糙，且带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霉味。这幅画的名字，就叫我的降生。
那是在一九九零年，农历十月中旬。贵州的山里，这个时节早已褪尽了残存的暖意，阴冷潮湿的雾气盘桓在山坳间，终日不散，像是给大平村这个藏在黔北褶皱里的小寨子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丧气。七十多户人家的木屋、土墙房依着山势杂乱地挤挨着，黑色的瓦顶在湿气浸润下，显得愈发沉重。一条泥泞的土路蜿蜒其间，连通着外界的，是更加崎岖难行的山道。
我就降生在这片沉重与灰暗之中。
母亲赵秀秀那时才刚满十八岁，这是她的头胎。她嫁过来不过一年，丈夫是唐家排行老二的儿子，我的父亲唐学冬，那年十九。他们还未分家，跟着我的爷爷奶奶——唐成凌和邱桂英——住在一起。所谓家，也就是几间低矮的土墙瓦房，灶房昏暗，堂屋泥地，角落里总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霉潮气。
父亲那时还是个半大青年，一天到晚沉默地跟着爷爷忙活地里那点永远忙不完的活计。冬天，地里的活计少了，他就跟着爷爷去十几公里外的矿场背矿。听说，背一筐矿，能挣一毛钱。沉重的矿石压弯了少年的脊背，也压没了他的言语，回到家，
只剩下一身疲惫和沉默。对于母亲即将临盆这件事，他或许和大多数年轻丈夫一样，茫然无措多于喜悦期待。
发作是在那天清晨开始的。母亲的痛呼声断断续续地从那间唯一的、也是作为婚房的卧房里传出来。屋里那张陪嫁过来的、漆色已然斑驳的架子床，成了她痛苦的囚笼。身下铺着的是干硬的稻草，和一床洗得发白、甚至有些僵硬的旧床单。这就是她生产的所有铺垫，寒酸得甚至不如村里母猪下崽时准备的窝。
接生的是我的奶奶，邱桂英。
奶奶有着一张让幼时的我乃至全村人都惧怕的脸。她的脸，左边是一种缺乏血气的苍白，右边却是一大片深沉的、仿佛浸入肌理的暗沉黑色，像是半张脸永远浸在阴影里。村里人私下议论纷纷，有的说她是生孩子太多（生了十几个，只活下来六个），落下了怪病；有的则揣测是她年轻时爱美，胡乱用了什么山里的草药敷脸，中了毒，过敏成了这样；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没人敢当面问她。这张阴阳脸，配上她那时刻耷拉着、透着一股子戾气和不满的眼神，让她显得格外阴沉可怖。
此刻，这张脸就俯在痛苦呻吟的母亲上方。奶奶的动作谈不上温柔，甚至有些粗暴，嘴里似乎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绝不是安慰的话，更像是抱怨和咒骂，抱怨母亲叫得太响，咒骂这添麻烦的时辰。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母亲汗湿的气味，还有奶奶身上那股常年不散的、病怏怏的草药味和一丝难以言喻的体味。
天色渐渐暗沉下来，到了傍晚时分，屋外的天色阴沉得厉害，仿佛憋着一场迟迟不落的冷雨。灰暗的光线从狭小的窗户透进来，勉强照亮屋内浮动的尘埃，却照不亮母亲脸上的绝望，也照不亮奶奶那张一半明一半暗、如同索命无常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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