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窗外，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憋着一口气没下出来。
秋子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手指轻轻抚过桌面边缘那道浅浅的划痕——那是去年阿威不小心用钥匙划到的，当时他急着找一份合同，把钥匙串扔在桌上，金属与木料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她还记得自己半开玩笑地说：“划坏了要赔的。”阿威头也不抬地回答：“赔，把我整个人赔给你都行。”
如今，那道划痕还在，说那句话的人却已不是她认识的那个。
她开始收拾这张用了两年的办公桌。笔筒是淡蓝色的陶瓷质地，上面有细小的冰裂纹，插着几支圆珠笔和一支红色记号笔。秋子拿起那支笔，在指尖转了转，塑料外壳已经被磨得有些光滑。
秋子握着笔，力道大得指节发白，最后还是轻轻放回了笔筒。
她打开右手边的抽屉，里面整齐地码放着文件夹、笔记本、几包没开封的纸巾，还有一小盒薄荷糖——阿威有段时间抽烟很凶，她总在抽屉里备着薄荷糖，每次他开完会满身烟味地回来，她就塞一颗给他。后来他说要戒烟，薄荷糖也就渐渐忘了吃，盒子里的糖都有些粘在一起了。
最下层压着一张合影，是去年公司团建时拍的。照片里二十几个人站成三排，秋子站在第二排左侧，阿威站在她身后，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他的手悬在她的肩膀上方几厘米处，像是要搭上去又犹豫着没落下。那时候他们刚确定关系三个月，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彼此的边界。
秋子盯着照片看了几秒。照片里的自己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脸颊上有个若隐若现的酒窝——母亲总说她笑得太开不好看，但她改不了。阿威曾说最喜欢她这样笑，说像“整个春天都装在眼睛里了”。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朝上放回原处。手指触到抽屉底板时，摸到一个小小凸起——是一枚回形针，不知什么时候掉进去卡在了缝隙里。她用力抠了几下，指甲边缘微微发白，终于把它弄了出来。银色的回形针在办公室的日光灯下闪着冷光，被她捏得有些变形。
“秋子，真的要走了？”仓库小翠过来办公室，关切的问道。
“嗯，家里有点事。”秋子抬起头，给了小翠一个淡淡的微笑。这个借口她已经重复了十几遍。
“听说你妈妈生病了？严重吗？”小翠的关切是真挚的。
“肺癌，治疗快一年了。”秋子说出这两个字时，喉咙发紧，“需要人长期照顾。”
愧疚感像细针一样刺着她的心，一下，又一下。至少，这是一个干净的借口，一个让所有人都能理解、不会追问的理由。
“真可惜。”小翠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遗憾，“新厂建设办公室刚成立时你就是骨干，梅主任还总夸你细心负责。记得去年招标那段日子吗？你连续加了三个星期班，把标书整理得井井有条，连合作方都说没见过这么规范的文档。”
秋子记得。那是去年冬天，办公室暖气不足，她坐在电脑前整理标书，手指冻得发僵，就冲一杯又一杯的热水捂着。阿威那段时间也忙，经常半夜才下班，但总会给她带夜宵——有时是馄饨，有时是炒面，用保温盒装着，到她手里时还冒着热气。他们就在她的工位上一起吃，头碰着头，分享一双筷子。阿威会把她不爱吃的葱花挑到自己碗里，她会把他多要的辣椒拨到自己这边。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小翠又问。
“看情况吧。”秋子含糊地回答，将一个装满文件的纸箱搬到地上。纸箱有些旧了，边角磨损，露出里面褐色的瓦楞纸。她不会回来了，这个决定在看见阿威手机里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时就已经铁了心。
那是十天前的周六下午。
阿威说要去见一个材料供应商，中午就出了门。她在宿舍里看了会儿书，觉得无聊，想起阿威说办公室有份急需的文件忘带了，便决定帮他送去。
她走到阿威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没人。
秋子推门进去，把文件放在他桌上。转身要走时，瞥见他的手机放在电脑旁——他出门时果然匆忙，连手机都忘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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