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八岁那年被哈奶奶拿剪子吓一次，又因为记住了哈奶奶话，我就再没有到老槐树根子撒尿。后来才知道，那天哈奶奶家里来的小姑娘不是客人，是她干孙女；从南边一处很远的乡下来，来了就没走。再后来就知道，小姑娘的名字叫“刘小苇”。
刘小苇是来读书的。没过几天，她就背一只新缝的两面都绣了红花的蓝布书包，到我所在的学校上学了。
她比我大一岁。我读二年级，她读一年级。
东头老街有我好几个同班同学，我们很快就认识她了。但我们不喊她“刘小苇”，喊她小名。
她小名叫“小苇子”。
“小苇子！”
“哎——”
“等我们一块走！”
“哎——”
…………
小苇子走在放学的路上，听见有人喊，就回过头，脆脆地答一声。但我们再和她说话时，她就不停用手绞着两根细溜溜的辫子，低着头，或者眼睛望着别处，不吭声。
有一次放学回来，才走进老街，我问她：
“你自己家住哪里？你爹妈怎么不来看你？”
她先不吭声，再问，嘴一瓢，竟呜呜地哭了。
因此我们很少知道她的情况，只记得她长得极瘦、极单薄，像白河滩的苇秆子；天热时穿的衣衫像挂在身上，瘪瘪荡荡的。只是她眉毛生得很好看，细细弯弯，如两道初月的牙儿。
小苇子读到四年级，快读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几个月后，她又回到南边乡下。
小苇子走的那天，我带几个同学送她。
我们走在白河埂上。
那是秋天。河滩上的芦苇正开着花，秋风里芦茎摇曳，芦花翻飞，像翻动一片灰白色波浪。几只苇莺在芦丛里打闹，发出一串串清亮的啼鸣。那刻，我忽然想送她一样东西，就摘片苇叶，卷成一支芦笛，吹响了，递给她。她很高兴，说声“谢谢”。只有那一次，她把芦笛捏手里，说了不少话；说南边乡下也有很多芦苇，但没有人吹芦笛；说她家屋子是石头砌的，很厚很厚，像一座碉堡；又说她家养了几只山羊，老山羊带着小山羊，她小时候放羊就骑在老山羊背上，拿着鞭子，像骑马一样神气……
她每走几步远，就回过头和我们招一下手，依依不舍的。那刻，我分明看见她眼睛里闪烁着晶亮的泪花。
***
记得小苇子走的时候，全国红卫兵开始了大串连、先是各地学生串到北京，然后是北京学生串到各地，再然后就乱串。白河镇红卫兵也参加串连。他们当中多数人是跟着棠川县城红卫兵一起出去的，出去一批，回来一批；回来一批，又出去一批。直到过年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春节，才一个个蓬头垢面，黑干憔悴，又有冻得青头紫脸的，回到家。可惜没有全部回来。因为其中一队红卫兵要学习老红军，重走革命路，在井冈山至南昌一带徒步一个多月，途中累死一名女生——一说病死，失踪一名男生。
那时候我在白河镇中心小学读六年级。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场大雪后，家家檐口挂了二三尺长的冰锥。有小朋友推着小板凳在白河上面滑冰。河滩上偶见没有割掉的苇秆，像晶亮的银条在寒风中抖动。因为天太冷，外公不让我出门，教我练毛笔字。我就趴在南边窗口一张能照到阳光的小桌子上，临欧阳询的《九成宫》。
外公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小文人，爱棋琴，擅书画，说话慢条斯理。他祖上几代行医，自己年少时却梦想入仕。但时至清末，他十七岁考秀才过了县试府试，剩院试一关；未料当年清廷下旨，废了科举。后来他做过几年儒学训导，以后就一直在白河镇教书。
外公平时很关心时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一阵子，他显得烦躁，坐不住，经常喃喃地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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