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影视对其进行铺陈渲染，把史实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当时，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这里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在位六十一年，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政绩卓著。他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治河，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当时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视察。
一、执政之初对河务的关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战乱频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下游到处决口，灾害连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黄河夺淮之灾的次数多达90起。［2］自徐州砀山以下至涟水海口，黄河决堤七、八十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多处，翟家坝决口成河九道，清口、运口淤为陆地，不仅百姓田庐受淹，而且运道受阻，每年从南方供应京城的四百万石漕粮也失去保证。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3］从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异议，因其与康熙帝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请。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12］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论。在治河实践中，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各处决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滥之势后，靳辅又先后完成了改移运口于七里墩、开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运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第一、二次南巡，察视河工，相度形势。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以后，便视河务为首要。靳辅治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淮、扬水灾并未明显好转，康熙帝为此殚精竭虑，日夜焦劳，他惟恐官员治河失法，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南巡之典，不远万里，亲阅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京，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十月十九日，康熙帝自宿迁至桃源县，视察黄河北岸一百八十里的各处险要工程，驻众兴集。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幸临清口，在靳辅的陪同下，步行阅视十余里，虽然泥泞没膝，亦不辞其艰。［13］他还登上天妃闸，亲自勘察水情，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14］康熙帝面谕靳辅：“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亲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形势，如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15］然后，康熙帝登舟过清江浦、淮安府。
其后，康熙帝幸临宝应、高邮、扬州、镇江、苏州、无锡、江宁等地。回銮途中，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县，登岸阅视了王工堤、老坝口、武家墩、天妃闸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处必垂询再四。他在视察运口时面谕靳辅：“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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